舆论认为，作为改革开放第一桶金的挖取者，中国富豪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
如果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收入因通货膨胀将要缩水，他起码还有选择当期消费或寻找各种保值手段的机会，而强制上交到政府的钱尽管名义上划入个人养老金帐户，但却对它的缩水却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次中共18大提出2020年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大多数老百姓认为是当然的，这就是他们对未来抱有信心的证据。
这个主张似是而非，文不对题，忘记了政府目前强制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老百姓能够享受的‘免费午餐。那么新的改革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着手呢？通常都说中国经济要改变以前的发展模式，即从‘出口主导型转变到‘内需主导型，从‘投资推动型转变到‘消费拉动型。说什么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会鼓励人们扩大消费是逻辑上自相矛盾的主张。但是取出手续繁杂，令人望而却步，弄得到处出现收取高额手续费来代办提取住房公积金手续的‘二道贩子，网上一查一大堆，便宜了那些本不应该有的‘特殊金融服务业人员。在中国要打手机必须事先把钱存进国有移动通信公司的帐户上，国家电网和煤气公司也都采取先付钱才能购买电和煤气的结算方式，这和国外流行的消费后结算的方式根本不同。
以‘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险制度如果要真正起到鼓励消费的作用，就不要一味地模仿发达国家，跟着他们走进传统社保制度搞出来的‘财政黑洞里，而必须摸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之路。既然各商业银行都热衷于搞房贷业务，甚至提出各种贷款利率折扣措施，政府何必搞那些怨声载道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牺牲他人的利益来保住一小部分买房人的那么一点点利息优惠呢？真不知道这样一种既不公平，又违背效率原则的政策何以披上‘帮助穷人圆买房梦的‘皇帝新衣下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政策不出现巨大转变，那么5%可能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速的上限，银行业危机可能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
中国CPI通胀率平均约为4%，尽管现在已经低于2%。美国总统选举和中共十八大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即重回老大地位。中国对此次危机的反应是大力刺激出口和投资，这是过去两个主要的增长动力。同时，中国飙升的工资成本迂回降低了美国实际汇率。
自2009年起，家庭债务问题基本已经得到解决。进入专题： 不平衡 。
将视线转到中国国内，中国正继续吹大自己的债务泡沫，这些债务可能永远无法全额偿还。要走出债务危机，通常需要违约和/或货币贬值（在外国人眼中，这是一种违约）。如果中国经济要以7%至8%的速度增长，投资占GDP的合理比例最多为35%。第一个问题引发了危机，而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则阻碍了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复苏受阻的美国需要第三种不平衡：巨额财政赤字，而这势必导致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飙升。
将利率大幅降至通胀率以下，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暗中违约。当然，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130%降至110%，主要是通过违约（银行减记）实现的，收入增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按照人民币实际价值计算，美元一直以8%左右的速度下跌。中国的总体储蓄中，规模接近GDP 40%的储蓄集中在企业界，然而不经过金融系统，它们就没有转化为支出。
危机开始之际，美国存在的两大不平衡问题是：难以承担的家庭债务以及持续过高的实际汇率。中国需要的金融自由化——不再实施利率和汇率控制，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制——将直接引发银行业危机。
不要违约，我们可是美国人，但中国人似乎蒙受了巨大损失。因此，过去4年，中国经济被带入了错误的方向。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每年下跌3-5%。但无论如何，金融自由化总要来临，改革和资本重组最好趁早。利率的下降使当前债务按以往的标准看来更加容易承担。投资不是由那些能赚钱的企业完成的，而是由其他领域完成的。中国拒绝逆转这些支撑债务增加的政策，这正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下滑一半至5%的原因。在2009年高峰时期相当于GDP 12.5%的预算赤字，到2012年中期已降至8.5%。
在危机之前，中国消除过剩储蓄（和产出）的方式造成经常账户盈余占到了GDP的10%，实现这一水平的经常账户盈余主要依赖于美国家庭借钱购买商品，而在次贷危机之前，他们很乐意借钱。在趋势增长率为2-2.5%、通胀率接近2%之际，要想把美国公共部门债务（按照美联储(Fed)的标准，现在相当于GDP的90%）与GDP的比率保持在100%以下，要求财政赤字比率低于约为4%的名义增长率。
债务在累积，最终将不得不被核销。因此就有了美国的财政悬崖（旨在降低赤字的减支增税计划），同时2013年很可能面临令人失望的增长率。
对于一个人均GDP（以可比价格计算）仅为美国17%的国家而言，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然而，必须进一步削减赤字。
1973年，日本人均GDP为美国的67%，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速同样下降一半至5%。因此，到2011年，投资占到了GDP的48%，这项政策引发的通胀消除了中国的出口成本优势。2011年，中国的巨额储蓄占GDP的51%，略高于2007年危机前的水平。这是为什么？因为美国解决了2007-08年经济危机背后的不平衡问题，而中国摆脱衰退的同时却加剧了不平衡问题——过高的储蓄率进一步上升。
美国政府债务的情况如何呢？设想你是中国人民银行，手中持有高达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讨论改革固然不错，但重要的是采取行动。
这些去杠杆化的措施保证了微弱的复苏。如果最终证实财政悬崖规模非常庞大（我们预测，2013年预算紧缩规模将为GDP的2-2.5%），多数必需的预算调整都将得以完成，并为2014年起的强劲复苏奠定基础
回头来看，胡温景气是否改变了中国？如同一个横冲直撞的孩童踏足低洼池塘，宁静注定将被打破。从2003年引人注目的胡温新政，再到近日胡锦涛主席裸退以及温家宝总理请把我忘记，或都告示胡温时代逐渐落幕。
换而言之，从经济周期规律来看，政府之手即使可以暂时换得强劲数字，长期甚至可能恶化经济结构。增长的光泽，应该惠及不同阶层，高富帅抑或矮矬穷，无论是北上广的金领还是西南贵州的流浪儿。随后，邓小平之后的改革，则需要完成数目字管理的下层流程。比起人人都爱歌颂闪亮的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则引发不少讨论，肯定其方向有之，批判其不彻底亦有之，典型如经济学家黄亚生，就多次指出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应区分80年代与90年代的改革。
与此同时，按照中国官方数据，以平均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按照IMF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排名世界89位，如果用购买力调整更甚）。何为新的增长点，无论从习近平亮相表示共同富裕，再到李克强表态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其实代表了新的思考方向。
而2000年之后改革，恐怕更待后来人评说。中国经济体量的变化，可谓改写了世界政经格局，对外则是相对实力的上升以及国际融合冲突的加剧，也引发了全球失衡、汇率争端等诸多经济纷争，中国主动或被动也日渐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话语方与参与者。
随着时间褪去，历史的脉络可能才会隐约可见。如果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需要补救，黄仁宇认为或改组上层结构，或修正下层结构，再次之则调中层组织，如重订税制，颁行新法律等。
